2022 年6 月以来，高温热浪席卷西欧、北美多个国家与地区。7月，我国成渝地区、长三角地区和长江中游部分地区极端高温事件频发，多地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极端高温对人类健康、粮食生产、生态系统、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等造成了重大不利影响，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最为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尽管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倡议与行动已广泛开展，但从城乡规划学科来看，对于超出预警范围、突破阈值的高温灾害的准备远远不足。
快速城镇化过程带来的人口高度集聚、城市扩张及下垫面改变是加剧局地极端高温发生强度与频率的关键因素。一方面，产业与人口高度集聚导致能源消耗与人为热排放激增；另一方面，大范围高强度高密度的城镇建设、不透水下垫面铺设、高储热建筑材料使用等导致城市下垫面通风散热能力降低，城镇建设区域高粗糙度地表限制了具有气温调节效应的城乡二次环流。城乡规划作为服务于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关键学科，需要对快速城镇化阶段的城市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人居环境基本范式。
一是要深刻反思规划学科的价值导向。城乡规划始终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其价值导向伴随不同发展阶段特征而不断演进更替，从19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启动以社会发展、经济繁荣、风貌改观为导向的物质建设驱动型规划，到2001 年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化时代启动以提升城市竞争力为主的综合战略型规划，再到2012 年以来新时期构建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为核心的资源环境管理型规划。规划学科的顶层价值建构已实现从经济增长导向到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导向的转变，这种价值转型在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及国家“双碳”战略中得到充分体现。然而在地方发展实际中，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生态可持续的核心价值落实阻力重重。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后期向成熟期过渡的关键阶段，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作为承载人口经济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载体推动城镇化进程依然是主旋律，城市扩张与人口集聚趋势短期内难以改变。根据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 发布的全球2015 年城市中心数据集（Urban Centre Database UCDB R2019A），对比我国与欧美典型超大、特大城市的核心建成区常住人口、人口密度、建成区面积、人均建成区面积指标，我国超大、特大城市体现出高人口集聚、单中心拓展、高空间集约的主要特征。今年夏季在我国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中，重庆、杭州、上海、福州、武汉及成都等超大与特大城市普遍成为重灾区，高温干旱造成长江流域出现罕见的夏季枯水期，重庆等地突发山火灾害。在应对气候变化层面与中长周期尺度上，我国当前的城乡规划及其实施在规模管控、布局疏解、形态引导、风险治理等方面功能失效问题显现。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城乡规划学科必须充分发挥引领空间发展价值导向、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从顶层架构到实施管理全过程都应将生态可持续发展置于首位，从价值确立、空间设计、产业导向、制度支持及科学决策等多层面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二是要充分发挥规划学科的协同引领作用。城市是一个复杂巨系统，作为解决城市问题的学科，城乡规划在建立之初就具有综合性、实践性特征，随着城市问题的不断显现，城乡规划学科的内容体系需要不断拓展与丰富。在严峻的气候变化与生态危机风险之下，城乡规划学科应加强与生态学、环境学、气象学、资源科学、地理学、信息学、公共卫生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并发挥其系统性综合性强的学科基础与优势，整合多学科资源，通过空间资源配置的学科内核，将交叉成果应用于城市复杂系统的具体实践之中。此外，在应对城市问题过程中，学科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与人口资源高度集聚下的城市高脆弱性特征，我们必须尽快提出应对之法。在此背景下，城乡规划必须发挥引领作用，率先以综合协调的系统观推动气候适应性规划体系的完善与实施。
三是要借助规划学科的协同引领作用，积极研究开发适合国家中长周期发展需要的大城市气候适应/防灾安全的规划工具箱。例如：在我国五大气候区气候变化趋势下，城市群—都市圈战略下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规划对策管理工具箱，地方城镇规划对策管理工具箱，沿海城镇海陆统筹管理工具箱；在我国各个江河流域系统气候变化趋势下，地方城镇流域协同规划对策管理工具箱；在我国“双碳”战略及气候变化背景下，城乡能源与交通系统规划对策管理工具箱；等等。此外，围绕城市固废处理与利用、社区更新、自然与人工碳汇系统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等也都是有待进行气候工具箱建设的重要领域。
从2012 年夏季的北京特大暴雨，到2021 年夏季的郑州特大暴雨，再到2022 年多地频发的极端高温事件，气候变化加剧已令城市问题从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宜居品质性问题发展为生命与生态安全底线性问题。传统的资源最大化获取、经济最大化优先、产业竞争力最大化驱动、空间最大化占有利用等导向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存在的弊病日益尖锐，正挑战着可持续发展的边界，也为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敲响了警钟。当前，迫切需要新制度、新方法对城乡规划学科的传统思维进行扬弃，需要开辟新领域，让规划更多地在学科、产业、社群、政府与企业间架设桥梁，创新制度与管理，为地方、社区与政府间建立更多沟通与协商机制。我们必须深刻反思，积极探索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城乡可持续发展新路径，营建生态可持续、能容纳美好生活的城乡人居环境范式，而不只是追求物质繁荣的“辉煌城市”。
来自：城市规划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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